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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2)

发布时间:2019-06-12 08:56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20] 1960年6月2日胡适与胡颂平谈话,载《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胡颂平编著,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出版。

  [21] 1961年,胡适因病入台湾大学医院。12月10日,胡与前来照料的秘书胡颂平因其他的文章谈到了当年赠陈光甫的诗。胡说:“那是1938年做的。那时中日战争发生一年多,我和陈光甫两人在美国华盛顿替国家做了一些事(桐油借贷)。我有一张照片。光甫说:你在照片上写几个字纪念吧!我就写了这四句诗。一直到了1947年在南京选举总统那年,陈孝威要我写字,我因为这首诗只有24个字,就写了给他。这是完全对抗战发生而写的。陈孝威回到香港,在《天文台》上发表了。当时有人把这首作为过河卒子胡适卖身给蒋介石的话,大大的攻击我。这首诗变成我最出名的诗了。现在《征信新闻》,又误把它作为1948年在北平出来后做的诗了!”(《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胡颂平编著,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出版。)胡氏所说的“有人”,不能说单指郭沫若,但至少是包括郭氏在内的。

  [22] 范文澜《看看胡适的“历史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载《历史研究》,1955年第3期。

  [23] 李长之《胡适的思想面貌和国故整理》,载《胡适思想批判》,第一辑,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出版。

  [24] 《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罗尔纲著, 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胡适对罗尔纲的栽培,可谓充满了挚诚并付出了心血,但胡适从不以此沾沾自喜或居功自傲,正如他在《师门辱教记》序言中所说:“如果我有什么帮助他(罗)的地方,我不过随时唤醒他特别注意:这种不苟且的习惯是需要自觉的监督的。偶然一点不留意,偶然松懈一点,就会出学习漏洞,就会闹笑话。”胡氏的提醒,应该说不仅是对罗尔纲一人。“不苟且”三个字,看起来简单,做起来却谈何容易。几年和十几年后,学界那些“我的朋友”知识分子,在经过三番五次的“洗澡”后,几乎全面倒伏,一个个走上了“苟且”之路。在这条路上所发生的不只是“漏洞”和“笑话”,更多的是一种无奈的叹息与悲怆情怀,即便如罗尔纲这样一个平生以“不苟且”自励的学者,面对胡思杜的公开声明和胡适的朋友、学生与亲人纷纷与之划分界线的新的大背景下,也产生了“苟且”的念头并且“有所为”。可以说,罗尔纲当时的想法和做法是有违“不苟且”的师教的,而在过后的回忆文章中仍作如是言,颇有为自己开脱的意味。当然,在当时那样的时代背景下,要做到 “不苟且”是大不易的。这个“大不易”绝不逊色于胡适所说的“抗战不易”。在那样一个血雨腥风的年代,欲“苟且”尚且不易,何况“不苟且”乎?诚如史家唐德刚言:“个人的行为原只是沧海之一粟,在社会行为的整体中,只是随波逐流,奚足臧否?”(《胡适自述》第86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

  [25、26、27、28、29、30、31]《师门五年记》,罗尔纲著,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

  [32] 《师门五年记》,罗尔纲著,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据该书附1958年12月7日胡适写的“后记”,说:“尔纲这本自传是1945年修改了交给卢吉忱的。后来吉忱要我写一篇短序,我的序是1948年8月才写的。可能是我的序把这书的付印耽误了。1948年8月以后,吉忱就没有印这书的机会了。1952年我在台北,问吉忱取得此书的修改稿本。1953年我去美国,就把这稿子带了去。如今吉忱去世已好几年了。尔纲和我两人,成了隔世的人已近10年了。这几年里,朋友看见这稿子的,都劝我把他印出来。我今年回国,又把这稿子带回来了。我现在自己出钱把这个小册子印出来,不作卖品,只作赠送朋友之用。”

  罗尔纲在该书所附的《关于〈师门五年记〉》中说道:“他(胡适)于1958年12月17日,在台北过68岁生日,和北京大学成立60周年的校庆纪念日,在12月7日晨把《师门辱教记》书名改为《师门五年记》,写了篇后记,亲题了书名,赶着付印,以为十日后作对贺寿人的回礼之用。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1958年,68岁12月谱记:在这个聚餐会上致词的,有梅贻琦、黄建中、陈大齐、朱家骅、王世杰、罗家伦等人。聚餐前全体校友向胡博士三鞠躬贺寿,会后同学会上向胡氏赠送织锦签名祝寿册。胡氏回赠校友每人一本《师门五年记》。”

  又,据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线日记:“下午一时与出席院士共同午餐。饭后回到住宅。四点十分,先生起床了。胡颂平问:吴健雄是中国公学的同学,送她一本《中国公学校史》吗?先生说:好的,你送她一本。午饭时,我和他们谈起《师门五年记》;他们从外国回来的四位院士。也送他们每人一本。”胡颂平提到的四位院士是吴大猷、吴健雄、袁家骝、刘大中。这天下午五时,胡适宴请院士酒会。致辞完毕,心脏病突发,倒地不起,当场去世。

  [35]任继愈《论胡适在禅宗史研究中的谬误》,载《历史研究》,1955年第3期。

  [36]夏鼐所言即殷墟发掘早期著名的“殷墟漂没说”,因李济、董作宾等发掘人员当时缺乏对殷墟地层,也就是考古学上所说的层位学的充分认识,把发掘出土的宫殿旧址当成是洪水冲击留下的痕迹,这个错误直到梁思永加盟之后,才有了正确的识别并改正过来。

  [37] 徐苹芳《批判我的“白专道路”》,载《考古通讯》,1958年10期。

  [37]王家楫《批判我的旧思想》,载《人民日报》1951年12月26日。

  [38]周一良《批判胡适反动的历史观》,载《人民日报》1954年12月9日。

  [39、40、41]《批判胡适主观唯心论的历史观与方法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师座谈会发言摘要》,载《光明日报》1955年1月6日。

  [43]吴景超《我与胡适从朋友到敌人》,载《光明日报》1955年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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