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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9-06-12 08:58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1]“清帝宣布退位旨”,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二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页72。《清帝退位诏书》也被称为《清帝逊位诏书》。

  [2]参见章永乐:“共和的诤友:康有为《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评注”,《中外法学》2010年第2期,页228。

  [3]最近已有学者开始突破传统观点,试图发掘这一隐藏在近代中国政治变革和转型中的内在逻辑。常安从民族-国家建设的视角对《诏书》进行了初步解读,肯定了《诏书》中“五族共和”的法理宣示对国家统一的特殊意义,指出它“成为民国时期北洋政府维护国家统一、反对边疆分裂势力的法律武器”。参见常安:“清末民初宪政世界中的‘五族共和’”,《北律评论》2010年第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页361-362。在另一位年轻学者杨昂看来,清帝国以和平方式退场,彰显了维护中华一统的政治德性,它“留下的是完整的疆域,整合的政制体系,多元融合的民族,自由发展的宗教”。清王朝交到民国手中的基本上是一个完整的国家,正是这一辽阔国土和多元族群规模成为今日中华民族复兴崛起的根基。参见杨昂:“中华太平盛世:清帝国治下的和平(1683-1799)”,载强世功主编:《政治与法律评论》(2010年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页71-72。

  [4]昆廷·斯金纳:“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任军锋译,载丁耘等主编:《思想史研究》(第一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页77。

  [5]杨度:“国事共济会宣言书附简章”(1911年11月15日),载刘晴波主编:《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页539。

  [6]伍廷芳:“南北代表会议问答速记录”(1911年12月20日)、 伍廷芳:“致南京及各省电”(1912年1月2日),载丁贤俊等编:《伍廷芳集》,中华书局1993年版,页392、 417。

  [7]“袁世凯关于议和一事直接电商致伍廷芳电”(1912年1月2日),载《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二辑),页53。

  [8]“宣统三年十一月□日资政院议员毓善等致内阁总理袁世凯函”,载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八),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页156。

  [9]观渡庐(伍廷芳)编:《共和关键录》,转引自张礼恒《从西方到东方——伍廷芳与中国近代社会的演进》,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页314;伍廷芳:“复袁世凯电”(1912年1月6日),载《伍廷芳集》,页426。

  [10]参见徐勇:《近代中国军政关系与“军阀”线;张海鹏等:《新政、立宪与辛亥革命》(中国近代通史第五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页462;伍廷芳:“伍廷芳关于段祺瑞等联衔电奏请定共和政体致大总统等电”,载《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二辑),页58。

  [11]“伍廷芳关于清廷应即宣布共和逾期优待条件作废致袁世凯电”(1912年1月27日),载《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二辑),页59。

  [12]孙中山:“致伍廷芳电二件”(1912年1月18日)、“致伍廷芳及各报馆电”( 1912年1月22日),载《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页26、34。

  [13]“袁世凯关于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布告”(1912年2月13日)、“袁世凯等为改定国体致各督抚等电”(1912年2月13日),载《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二辑),页76、79;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载荣孟源等主编:《近代稗海》(第三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页24。

  [14]“孙文为辞职引退致参议院咨”(1912年2月13日)、“孙文为推荐袁世凯致参议院咨”(1912年2月13日),载《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二辑),页80-81。

  [15]袁世凯:“致孙中山电”(1912年2月21日),《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岳麓书社2005年版,页335-336。

  [16]孙中山:“与某人的谈线日),载《孙中山全集》(第二卷),页440。

  [17]“参议院为选定临时大总统致袁世凯电”(1912年2月15日),载《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二辑),页83。

  [18]“欧报对于中国革命之舆论”,载《辛亥革命》(八),页497-498、508。

  [19]《国民政府公报》,渝字第245号(1940年4月3日),页11。转引自李恭忠:“孙中山崇拜与民国政治文化”,《二十一世纪》,第186期(香港,2004年12月)。

  [20]陈蕴茜:《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页568。

  [21]参见霍布斯鲍姆等:《传统的发明》,顾杭等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

  [22]“孙文为推荐袁世凯致参议院咨”(1912年2月13日)、“孙文为引退复袁世凯电”(1912年2月13日),载《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二辑),页81;伍廷芳:“致南京及各省电”(1912年1月2日)、“致南京代表团电”(1912年1月12日),“致孙文电”(1912年1月28日),载《伍廷芳集》,页417、437、460。

  [23]“袁世凯等为改定国体致各督抚等电”(1912年2月13日),载《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二辑),页79。

  [24]“宪政编查馆资政院会奏宪法大纲暨议院法选举法要领及逐年筹备事宜折”,载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9年版,页56。

  [25]溥伟:“让国御前会议日记”,载《辛亥革命》(八),页112-113。

  [26](日)有贺长雄:“革命时统治权转移之本末”,( 1913年10月),载王健编:《西法东渐——外国人与中国法的近代变革》,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页108。

  [27]喻大华:“《清室优待条件》新论——兼探溥仪潜往东北的一个原因”,《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1期,页169。

  [28]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81年版,页88。

  [29]喻大华:“《清室优待条件》新论——兼探溥仪潜往东北的一个原因”,《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1期,页169。

  [33]“中兴会扶持清室复辟的《敬告国民》宣言”,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页1258-1259。

  [34]转引自汪朝光:《中国近代通史》(第六卷 民国的初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页179。

  [35]“张勋历述复辟问题抄电”(1917年7月18日),载《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二),页1264。

  [36]参见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齐锡生:《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杨云若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曾亦:《共和与君主:康有为晚期政治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37]周明之:《近代中国的文化危机:清遗老的精神世界》,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页87。

  [38]“神圣之君主大宪,经此牺牲,永无再见之日。度伤心绝望,更无救国之方。从此披发入山,不愿再闻世事。”参见杨度:“反对张勋复辟公电”,载《杨度集》,页621。

  [39]“摄政内阁公布‘修正清室优待条件’文”,载《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二),页1474。

  [40]胡适:“致王正廷”,载耿云志等编:《胡适书信集》(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页345。

  [4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溥仪出宫后图谋恢复优待条件史料”,《历史档案》,2000年第1期,页68-69;“此项条件,纯为双方合议之条约契约,按之法理,决非单独片面所可修正,以更改而取消之也。……夫法律不得以命令变更废止之,而以四人摄阁代理之政府,更何能取消参议院所议决之优待条件。”参见“满蒙协进会等致张作霖呈文”(1924年12月),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溥仪出宫后图谋恢复优待条件史料”,《历史档案》,2000年第1期,页70。

  [42]孙中山:“复清室内务府函”(1925年1月9日),载《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页545。

  [46]“清朝的最高统治者集中国皇帝、诸汗之汗和活佛身份于一身”。参见罗友枝:《清代宫廷社会史》,周卫评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页247。

  [48]“民族主义,稍输入于我祖国,于是排满之念,勃郁将复活”。参见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载《梁启超法学选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3页;朝廷御史江春霖也观察到,随着“新学种族之说”的兴起,不逞之徒“乃倡为排满,以簧鼓天下”。参见“御史江春霖奏化除满汉畛域为治标之术请勿轻听群议折”,载《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页946。

  [49]“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于对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参见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载《梁启超法学文集》,页55;“满、汉混为一家,大殖民于蒙、回、藏地,人民之交际既密,则种族之感情易消,混同自易。蒙、回同化之后,不仅国中久已无满、汉对待之名,亦已无蒙、回、藏之名词,但见数千年混合万种之中华民族,至彼时而益加伟大,益加发达而已矣。余之所谓国民统一之策,至彼时乃告厥成功”。参见杨度:“金铁主义说”,载《杨度集》,页369。

  [51]1906年,一篇时论建议在西藏设立行省。参见“拟改设西藏行省策”(1906年3月19日),载卢秀璋主编:《清末民初藏事资料选编(1877-1919)》,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版,页156-160。

  [52]梅·戈尔斯坦:《王国的覆灭》,杜永彬译,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版,页19。

  [53]汪朝光:《民国的初建(1912—1923)》,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页74。

  [54]松本真澄:《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以清末至1945年的“民族论”为中心》,鲁忠慧译,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页77。

  [55]转引自华国梁等:“民国初年蒙古王公对‘五族共和’政策的民族认同”,《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页103-104。

  [56]伍廷芳:“致孙文黎元洪各省都督电”(1912年2月17日),载《伍廷芳集》,页498。

  [57]伍廷芳:“致孙文、国务各总长、参议院议长电”(1912年2月6日),载《伍廷芳集》,页480-481。南北和谈时,伍廷芳时刻关注民族分离运动,并多次致电安抚和劝慰蒙古各界。参见伍廷芳:“复内外蒙古王公电”(1912年1月24日)、“致库伦电局商会电”(1912年1月30日)、“致北京蒙古联合会电”(1912年2月2日),载《伍廷芳集》,页441、466、471。

  [58]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宣言书”(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全集》(第二卷),页2。

  [59]“袁世凯等为改定国体致各督抚等电”(1912年2月13日),载《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二辑),页77-78。

  [60]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辑委员会:《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12年1月至6月),中华民国史料史料研究中心1971年印行,页453-454。

  [61]“国务会议审议蒙藏事务局官制及其理由”,载《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一),页38。

  [62]转引自常安:“清末民初宪政世界中的‘五族共和’”,载《北律评论》2010年第2辑,页362。

  [63]“人民帝国”的说法来自柯小刚博士,参见柯小刚:“儒法关系与人民共和的古代历史渊源”, 载强世功主编:《政治与法律评论》(2010年卷),页39-40。

  [64]杨昂:“中华太平盛世:清帝国治下的和平(1683-1799)”,载强世功主编:《政治与法律评论》(2010年卷),页64。“中国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将前19世纪帝国的幅员、人口和政治文化保持在主权国家和民族范畴内部的社会。与所有帝国分裂为主权国家的形式不同,中国近代的民族运动和国家建设将前19世纪混合型的普遍主义帝国体制的若干特征和内容直接地转化到民族-国家的内部结构之中。”参见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页21。

  [65]用“专制”概念来概括中国传统政治体制并不准确,对此,甘怀真有专文进行反思,参见甘怀真:“皇帝制度是否为专制”一文,收入氏著:《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在该书自序中,甘指出:“那些为了解决当代问题而引入的西方概念……可能误导我们理解中国史”。张分田亦指出,“民主”和“专制”的二分法无法合理地解释许多重大的历史现象,这种简单化的思维方式来自西方主流学术界的误导。参见张分田:《中国帝王观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页3。专制概念最初源自欧洲对土耳其政制特点的总结,表达的是西方对东方的偏见:“西方与东方是截然分开的实体,有不同的发展路径和社会—政治关联的不同方式,且前者高于后者——是与启蒙运动关于东方专制的假设一起诞生的”(阿斯勒·齐拉克曼:“从到专制:启蒙运动对土耳其人的无知图画”,昝涛译,载林国华等主编:《欧罗巴与亚细亚》,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页54);“到了18世纪,随着殖民开发和扩张,最初从土耳其接触而形成的观念,在地理上的涵义越来越向东扩展,先是扩大到波斯,然后是印度,最后是中国。随着这种地理涵义的扩大,最初在土耳其发现和局限于土耳其的一组特征就逐渐成为一种普遍性的概念。政治‘专制主义’的概念由此而诞生了”(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刘北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页495)。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孟德斯鸠关于中国“专制”的经典界说(“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经由日本 “转出口”,因梁启超的译介而在清末思想界流传开来。参见侯旭东:“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4期。辛亥前后,无论孙中山还是袁世凯均以“专制”概念评价清代政治体制,如“至专制政府既倒”(孙中山“临时大总统誓词”)、“夫中国专制政治之毒,至二百余年来而滋甚”(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我中华国民……均由专制朝廷之臣仆,一跃而为共和平等之人民”(“袁世凯等为改定国体致各督抚电”)等等,参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二辑),页1、79。

  [66]转引自李国栋:《民国时期的民族问题与民国政府的民族政策研究》,页129。

  [68](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现代君主”,载《葛兰西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页115。

  [70]“决不容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的领土——西藏”(新华社社论,1949年9月2日),载金炳镐主编:《民族纲领政策文献选编》(第一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页405。

  [71]周恩来:“新民主主义的民族政策”(1949年9月22日),载金炳镐主编:《民族纲领政策文献选编》(第一编),页414。

  [72]“中国人民在中国的领导下”由此成为当代中国的第一根本法,中国宪制的第一原则,一切具体的权力-权利分配和制度改革都必须以此为前提和基础。参见陈端洪:《宪治与主权》,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49-150页;陈端洪:《制宪权与根本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页283-296。

  [73]笔者对“帝国—民族国家”范式的有效性并不是毫无保留的,只是由于篇幅原因,以及学术研究本身难以避免的“深刻之片面”特点,对这一范式的局限性暂不在此展开分析。实际上,民族主义的历史和政治叙事是伴随着近代西方民族强国的形成及其对外扩张而获得“合法性”的,在运用“帝国—民族国家”范式分析相关问题时,必须保持一种知识社会学的反省意识。

  [74]张旭东:《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批判》(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页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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